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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台灣人──《悲情城市》

《悲情城市》主要在描述1945年台灣脫離日本統治,到國民政府接管台灣後的這段歷史。劇中透過李天祿一家的遭遇,反映了具有歷史爭議的「二二八事件」,和臺灣人族群身分認同的困難。

事選用政治上的邊緣人物作為主角──女人(寬美)和聾子(文清),他們不會是事件的直接相關人,卻顯現出平凡如他們的小百姓也受到二二八事件極大的影響。當二二八事件展現在大家面前時,並不是直接的衝突或對峙的場面。侯孝賢導演以文良拜訪寬美表達感謝時的樂隊吹奏聲延續到二二八事件現場,成為畫外音;鏡頭從遠處的景觀一路帶到周遭人的反應,現場的情感清淡,卻富有張力,充滿平靜的悲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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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角文清小時因故失聰,所以不會說話,在片中唯一開口的一次是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的台北,當時台北因二二八事件陷入混亂恐慌,四處可見本省人追打外省人。在火車上被懷疑是外省人的文清,用台語勉強的說出:「我是台灣人。」暗示了當時台灣人在光復初期的族群身分認同困難。在局勢混亂的當時,連普通百姓(文清)都被迫開口,代表的是無路可去、沒有存在感的弱勢民眾;而本省人對獨權的國民政府(外省人)感到憤怒,卻又無從分辨自己和他們的區別,只能依賴語言來分辨對象,並藉由暴力來抒發心中的憤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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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劇中,大哥文雄因被當作漢奸通緝而躲藏時,曾憤怒地咒罵道:「法律他們在設的,隨在他們翻起翻落。咱們本島人最可憐,一下甚麼日本人,一下甚麼中國人。眾人吃,眾人騎,就沒人疼。」在這裡才正式提到族群歸屬問題。文雄第一次對政治、身分給予回應,為台灣人的族群歸屬下了直接的判斷──不屬日本人,更不屬中國人,而是本島人;也提到台灣人被長期殖民的事實,從久遠的荷蘭、西班牙統治時期到那時的中國統治,台灣一直是被殖民者身分。像是擺脫不了被殖民的命運似的,長期處於孤獨、沒有自我的窘境。

文清入獄時,茫然地坐在鐵窗下。此時傳來畫外音──兩聲槍聲,對於聽不見的文清而言,是接收不到那背後的意涵的,就像弱勢的台灣百姓,對於政府的作為是無力並且無知的,只能安靜、渺小的等候未知的命運操弄;可相對的,無知有時反而是美好的,因為不用馬上面對痛苦的現實,可以在不知情的狀況下繼續編織安詳的網。

燈光在影像中一直有著希望、期盼的意味,可是在片中卻不那麼明確的表示著光明的未來,反而是躊躇不安、擔心害怕的;全片中出現的聲音其實很少,除了女主角寬美的日記內容,就是幾個片段的背景音樂。在這種情況下,畫外音佔了很重的比例,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文雄出殯、文清結婚的那段,喪樂從風景鏡頭、文雄出殯,一直到文清結婚的畫面之後都還有,時間總長快十分鐘。我覺得這或許暗示著長子文雄去世的影響是極大的,而文清、寬美成親似乎沒有帶來多少喜悅……;大量的字卡、長鏡頭也是這部片很重要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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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孝賢導演在《悲情城市》中並未加入自己太多的情感或評論,為觀眾保留了想像的空間,而我除了對當時的權威統治感到哀傷和難以置信,更被台灣人的堅忍所感動。台灣走過了無數的苦痛,也在傷痕中自癒成長,我相信不論在過去或是未來,這股逆來順受的血脈都一直傳承著,沉默的壯大成屬於台灣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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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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